• 兩個歷史決議與中國革命和建設

    作者:張神根 唐莉    發布時間:2021-07-20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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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在建黨百年的重要歷史節點上,重新探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回顧了兩個歷史決議起草的關鍵環節,詳細闡述了圍繞解決主要問題而展開的決議的豐富內容,認為兩個歷史決議是中國共產黨人肩負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歷史使命,在偉大轉折關頭作出的,決議的形成準備充分、方法得當,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既解決歷史問題、又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啟示。兩個歷史決議的形成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持續推動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更大的勝利。

    [關鍵詞]兩個歷史決議 中國革命 現代化建設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歷史研究、學習、宣傳和教育。黨的領導人對此作過很多論述。毛澤東同志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533頁。】。鄧小平同志指出,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8頁。】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他們不僅這樣說,更是這樣做的。毛澤東、鄧小平分別領導形成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習近平則在黨的百年華誕到來之際,領導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通過研究、學習、宣傳教育黨的歷史,促進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是中國共產黨人肩負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歷史使命,在領導推進革命、建設、改革和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中形成的。

    一、偉大轉折關頭的歷史性決策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同時指出,“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頁。】馬克思所說的從屬的過程,無疑就是西方國家對東方國家進行侵略掠奪的過程,就是東方國家經受血與火洗禮的過程。

    近代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的機遇,由幾千年長期領先世界變成大大落后于世界。在西方列強侵略和封建腐朽勢力統治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為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無數仁人志士、各階級代表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斗爭。著名的有:農民階級的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封建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清末立憲運動,資產階級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

    事實證明,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要解決中國發展進步的問題,必須找到能夠指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進理論,必須找到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新的社會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戰充分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弊端,使中國先進分子開始對其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為中國先進分子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繼續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和接受社會主義思潮,創造了條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先進分子。俄國地大人多,國情與中國有近似之處。俄國革命給中國先進分子以巨大鼓舞,他們提出: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在這樣的形勢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中國共產黨是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革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斗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應運而生的。

    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然而,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面對的特殊國情是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落后分散的小農經濟及其社會影響根深蒂固,又遭受著西方列強侵略壓迫,經濟文化十分落后,選擇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成為首要難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度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和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先后遭受1927年大革命失敗、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嚴重挫折。正如林伯渠指出的:“我們常說中國、中華民族不會亡,可誰能挽救危亡?怎樣才不會亡?我覺得,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不善于掌握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林伯渠:《在七大開幕禮上的講話》,載《林伯渠文集》,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頁。】

    從革命斗爭的這種挫折教訓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面對中國的特殊國情,面對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中國革命將是長期的過程,不能以教條主義的觀點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解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階級狀況,經過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提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步走戰略,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引導中國革命的航船不斷乘風破浪、勝利前行。

    中國革命的道路從來都不平坦,它是在探索中前進的,也是在不斷糾正各種錯誤中前進的。

    (一)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起草

    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期曾受過“左”傾或右傾思想統治和影響,給黨帶來極大危害。對此,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不懈斗爭。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思想的統治地位,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從此,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然而,遵義會議并沒有在思想上進行清算,抗日戰爭時期王明又犯了右傾錯誤。黨在思想上的團結統一并沒有完全解決。第一個歷史決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起草的關鍵環節。

    決議的起草是逐步提上日程的,它主要由以下環節構成。

    1.1937年底,王明回國。回國前,斯大林會見他,談話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全力以赴地堅定國民黨蔣介石長期抗戰的決心。回國后,王明在工作中犯了右傾錯誤,主要表現是: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影響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軍事上,對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不重視開展敵后根據地的斗爭;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這一系列主張給黨的領導帶來混亂。按此路線發展下去,中國革命勢必面臨新的危險。

    2.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季米特洛夫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氛圍。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樣的指示至關重要。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號召大家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民族歷史和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他強調,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他特別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這些主張是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王明表面上承認“黨要團結在毛澤東領導之下”,但實際上仍然堅持過去的錯誤。

    3.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寫的、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出了第三版,并且在序言中寫道:“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他還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斷定不能作為昨日之是。”這表明,王明還在為過去的“左”傾錯誤作辯護。事實上,不僅王明的“左”傾錯誤思想根源沒有得到應有清算,而且在抗戰初期王明所犯的右傾錯誤在黨內也還有一定的影響,并使黨的事業遭受不應有的損失。

    4.自1940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親自主持收集文獻,編輯《六大以來》。它由中國共產黨六大以來主要文獻構成。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過去在中央蘇區沒有看到過的材料,對問題有了更系統的了解和認識,更深刻地感受到“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1940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他強調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后期的許多錯誤,是由于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系起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對于犯了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但在這次會議上,仍然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

    5.1941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先后發出王稼祥起草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還把《六大以來》發給大家,要求認真閱讀,結合實際進行比較分析。這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對《六大以來》的閱讀研究,使廣大干部加深了對“左”傾教條主義危害的認識,為全黨整風以及對歷史問題作出決議打下了重要基礎。在會議上,許多人以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歷史上所犯的錯誤,黨的領導層對必須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取得了共識。會議期間,毛澤東就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起草了《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

    6.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以及11月3日至27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對十年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王明的錯誤路線進行嚴肅批評。許多中央領導人在會上回顧黨的歷史,并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在11月13日會議上,毛澤東系統回顧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內斗爭的歷史后,總結道:“我們的目的是揭發路線錯誤,又要保護同志,不要離開這個方向。”【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頁。】此時,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的歷次錯誤根源進行系統清算,并在此基礎上統一全黨思想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

    7.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統一了五個方面的認識:王明、博古的錯誤應視為黨內問題;臨時中央與六屆五中全會因有國際承認,應承認是合法的,但必須指出其手續不完備;學習路線時,對歷史上的思想問題要弄清楚,對結論必須力求寬大,目前是應該強調團結,以便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學習路線時,須指出黨的六大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六大是起了進步作用的;對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也不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凡做得對的也應承認它。這次會議,實際上對黨的歷史問題作了明確結論。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任弼時為召集人。

    8.1944年5月21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這次全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整風基礎上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為“七大”作準備。重新起草歷史決議是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會議進行了11個月,是我們黨歷史上開的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全會期間多次召開大會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和歷史決議草案。毛澤東就此指出,“歷史決議案上的問題,是關系到多數人的問題還是少數人的問題?我說是關系到多數人的問題,關系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問題。所以我們要謙虛謹慎,不要驕傲急躁”【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96頁。】。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上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8月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該決議。《決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結論。

    (二)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

    經過28年浴血奮戰,我們黨和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在迅速醫治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在此基礎上,黨帶領人民對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毛澤東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提出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制定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思想。1954年,周恩來提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提出分兩步走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構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投身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不長的時間里,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為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大國。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在尋找現代化正確道路中也歷經艱辛。一開始一邊倒照搬蘇聯模式,發現問題后開始積極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后來,由于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認識逐步發生偏差,指導思想也發生偏差,最后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沒有找到一條完全符合中國實際的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8頁。】。“文化大革命”十年挫折從反面作了最好的說明。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頭等重要的問題。鄧小平以他的遠見卓識、豐富政治經驗、高超領導藝術,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旗幟鮮明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支持和領導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推進各方面的撥亂反正。在鄧小平的指導下,1978年12月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在歷史性的偉大轉折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幾個重大原則問題: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其中最關鍵的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無法很好地前進。第二個歷史決議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

    起草的關鍵環節。

    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也是一步步提出來并付諸實施的,它主要由以下環節構成。

    1.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作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

    2.1979年春天舉行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對過去的一系列理論、政策進行了探索和討論,為中央解決歷史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但會議上另一種傾向又開始冒頭,出現了借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而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一些言論。

    針對這種形勢,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強調,現在一方面,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深受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的毒害,有極少數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中央在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所實行的方針政策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因此,我們要在批判極“左”思潮的同時,要著重對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批判。【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5—166頁。】

    3.1979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起草建國30周年國慶講話。中央認為,對過去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歷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但是,在慶祝建國30周年的時候,有必要給予初步的基本評估。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講話,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不朽功績,全面回顧建國30年來的戰斗歷程,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講話獲得全黨全國的好評。

    4.1979年10月下旬,鄧小平就1980年部分重要工作的安排問題,同胡耀邦、姚依林、胡喬木談話。指出,經中央常委研究,準備為明年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后年十二大做點準備工作。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現在著手,明年六中全會討論通過。還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決議起草,由此正式拉開帷幕。

    5.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三人談話,專門談決議的指導思想問題。強調: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也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總結,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達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頁。】鄧小平這次談話提出的三條要求,成為起草小組始終堅持的原則。

    6.1980年10月,《歷史決議》稿提交黨內4000名高級干部討論,實際不止4000名。持續了一個多月。討論中,關于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仍然是熱點,爭論的焦點,有不少好的意見,但也有不少比較片面甚至極端的貶低或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發現這些傾向后,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堅定地表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8—299頁。】鄧小平的談話,在當時爭議最多、分歧最大的問題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上,表明了黨中央堅定的毫不含糊的態度。這是決議取得成功的關鍵。

    7.至1981年3月,《歷史決議》稿仍然沒有解決好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一問題。這時,陳云提出了把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后60年歷史聯系起來寫的意見,使鄧小平思考長久的問題得到圓滿解決。他高興地說:這個意見很好;60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3頁。】同年4月,按照陳云建議修改的《歷史決議》稿送黨內幾十位老同志審閱。大家普遍肯定了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認為比較恰當。在鄧小平的一再堅持下,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這一關鍵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決議起草進入最后階段。

    8.1981年6月27日,全會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決議》的通過和發表,對于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主要的歷史任務而奮斗,必將產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6月29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指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83頁。】

    二、圍繞解決主要問題而展開的豐富內容

    (一)第一個歷史決議的主要內容

    第一個決議共分七個部分。

    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為解決主要問題所做的鋪墊。

    第一部分,是總論,對黨成立以來整個歷史進行總結概括。指出,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4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黨在斗爭過程中取得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黨在斗爭中達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空前的鞏固和統一,有了120余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10000萬人民、近100萬軍隊的解放區,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重心。

    第二部分,對第一、第二時期歷史進行回顧總結。指出,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特別是在1924年至1927年,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得到迅速發展,取得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發展了全國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農民運動,推進并幫助國民黨改組、國民革命軍建立,形成東征、北伐政治上的骨干。但由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于強大,由于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叛變,由于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正確意見,革命失敗。

    在第二個歷史時期,即1927年至1937年十年中,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進行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斗,創建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抗擊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于中國實際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發展。我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在這一時期,我們黨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黨的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左”傾錯誤,最為嚴重。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對于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重點,主要解決批判“左”傾錯誤路線、確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地位的問題。

    第三部分,決議回顧總結了1927年至1937年黨內發生的“左”、右傾偏向。指出,在此時期,一方面,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義者,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取消主義者。另一方面,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左”傾情緒很快發展。八七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也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以及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到了1927年11月黨中央擴大會議,就形成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并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統治地位。但這一錯誤一開始就引起毛澤東等的批評,到1928年4月基本結束。

    黨的六大肯定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發布了民主革命十大綱領,當時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會議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大會也存在不足,“左”傾錯誤未能得到根本肅清,但成績是主要的。黨在這次大會以后一個時期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在實踐和理論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正確的方面。1930年6月開始,第二次“左”傾路線統治中央領導機關,定出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立三路線在反右傾口號下錯誤打擊黨內持不同意見干部,發展了宗派主義。所幸立三路線在黨內統治時間很短(不到四個月)。其間,毛澤東同志糾正了紅一方面軍的“左”傾錯誤,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但對其思想實質沒有加以清算。

    以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為標志,開始了以王明為首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央領導機關內的統治。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問題上,夸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斗爭、反富農斗爭和“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在組織上繼續發展宗派主義,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崗位上,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等等。1933年初,中央遷入江西南部根據地,更使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所在根據地和鄰近各根據地進一步發展。六屆五中全會標志著第三次“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第三次“左”傾錯誤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區。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和廣大白區工作,也同樣由于“左”傾路線的錯誤而陷于失敗。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

    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逐漸被克服。1942年以來,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以及右傾錯誤。過去犯過“左”、右傾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許多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第四部分,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四個方面對“左”傾錯誤進行分析。它首先闡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內容,而把錯誤路線放在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相比較的過程中來展開敘述。

    第五部分,分析“左”傾路線產生的小資產階級社會根源。分析了小資產階級的構成、革命特點、黨應該采取的政策。分析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三個方面:思想方法方面,表現為觀察問題時主觀性和片面性;政治傾向方面,表現為左右搖擺;組織生活方面,表現為脫離群眾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

    第六、第七部分是結尾,明確政策和策略。

    第六部分,強調克服“左”傾思想或右傾思想,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提高全黨對于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鑒別能力,并在黨內發揚民主,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和教育工作。

    第七部分,結束語。回顧歷史、展望未來。強調,24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并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必將達到徹底的勝利。

    (二)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主要內容

    第二個決議共分八個部分。

    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部分是為了解決主要問題所做的鋪墊。

    第一部分,“建國以前28年歷史的回顧”。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給人民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于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并進而轉入社會主義。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斗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28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第二部分,“建國32年歷史的基本估計”。從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外交等十個方面概括了建國32年取得的成就。強調32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我們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強調,從1949年10月到1956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并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第四部分,“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指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部分是重點,主要解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同時,客觀分析和評價“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

    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論點,明顯偏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并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在于: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于繼續探索;黨在面臨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也就使黨和國家難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第六部分,“歷史的偉大轉折”。指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年,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和黨的正確政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重新蒸蒸日上。

    第七部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以下幾個方面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采取教條主義態度,認為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并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必須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證我們的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第八部分,“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指出,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奮斗目標,就是要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強調,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它的主要點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于生產力的狀況、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具有重大意義、必須加強現代化的國防建設、必須維護世界和平、必須把我們黨建設成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

    三、促進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更大勝利

    在偉大轉折關頭,我們黨作出決策、形成通過兩個歷史決議,準備充分、方法得當,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既解決歷史問題、又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啟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于第一個歷史決議。

    1.《決議》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時期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

    2.全面詳盡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并著重分析了產生這些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分清了是非。

    3.在總結開展黨內思想斗爭的經驗時,強調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提出,全黨今后的任務,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正確路線進行了闡述,實際上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初步概括。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召開了黨的七大。六中全會解決了歷史問題,七大集中精力解決新問題。“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949頁。】自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以后的十多年間,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引領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勝利。正如鄧小平所說的,1945年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召開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建黨以后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我國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的認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達到了全黨的空前團結。那次代表大會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關于第二個歷史決議。

    1.《決議》既對多年來的“左”傾錯誤和毛澤東晚年錯誤作了科學分析和深刻批評,又堅決維護了黨在長期斗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從而分清了是非,糾正了當時存在的“左”和右的錯誤觀點,統一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為維護全黨的團結和全國人民的團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證。

    2.《決議》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總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鮮經驗,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新道路的主要點所作的初步概括,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3.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長時間內,就能產生這個《決議》,正確解決了既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又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充分體現了黨中央的遠見卓識和政治上的成熟。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已經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的主要點作了十個方面的概括,實質上初步回答了在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初步概括。《決議》對于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為實現新的歷史任務而奮斗,產生了深遠影響。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1982年召開了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黨的十二大以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而載入史冊。以此次會議召開為標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展開。

    鄧小平這樣評價黨的十二大:“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20多年的曲折發展,教育全黨掌握了我國民主革命的規律一樣,八大以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20多年的曲折發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黨。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復了正確政策,并且研究新情況、新經驗,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確的政策。和八大的時候比較,現在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刻得多了,經驗豐富得多了,貫徹執行我們的正確方針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大大加強了。我們有充分的根據相信,這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正確的綱領,一定能夠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使我們黨興旺發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使我們的國家和各民族興旺發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頁。】

    正如鄧小平所揭示的那樣,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后,無論國際形勢風云如何變幻,國內改革發展任務多么艱巨繁重,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動搖,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偉大勝利,我們偉大的祖國一天天走向繁榮富強。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中國的發展不僅促進了自身繁榮富強,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強大力量,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

    然而,社會主義從來都是在開拓中前進的。馬克思主義也必定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可能一成不變。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把握,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是,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還面臨很多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和待解的難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把握還非常有限,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發展。

    無論征程有多漫長、道路有多坎坷,中國人民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始終充滿堅定信心。這是因為中國人民有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因為有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同時也因為我們始終立足于自己的歷史,高度重視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學習教育。歷史是我們黨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前進的基礎。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強調指出:“站立在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十三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比廣闊的時代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載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頁。】

    由上可見,我們黨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和改革開放初期偉大轉折關頭,分別對建黨以來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進行總結,糾正錯誤、肯定成績、明確方向,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促進了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新的偉大勝利。在迎接建黨百年華誕之際,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活動,意義重大、寓意深遠。在學習教育活動一開始,習近平同志就強調,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在學習中,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做到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按照這樣的要求,立足實際、守正創新,高標準高質量完成學習教育各項任務,就一定能夠在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堅定信仰信念、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發揮應有作用,也必將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取得新的更大勝利。

    (張神根: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唐莉: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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